中华书局是谁创立的？
在桐乡城乡各地，经常可见到“伯鸿书屋”的字样，伯鸿就是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幼名沧生，桐乡人。生于陕西汉中，长于江西南昌。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主持局务三十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陆费逵独自去武汉，与人合资创办新学界书店，任经理，出售《警世钟》《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不久加入反清团体“日知会”，并任《楚报》主笔，因讥评时政而遭通缉，逃亡上海。后进入文明书局工作，得名士高梦旦赞赏而被推荐入商务印书馆，初任国文部编辑，后任出版部、交通部主管，兼任《教育》杂志主编。 1911年辛亥革命后，陆费逵敏锐地感觉到教育必将迎来巨大的变革，现行的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为宗旨的教科书也应随之改变。他积极向总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建议，但张犹豫不决，陆心生失望，于是在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之日，在上海组建中华书局。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验证了陆费逵的判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即颁布法令，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政体的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而陆费逵早已会同一些知友秘密编辑了一套内容符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所以民国甫一成立，中华书局捷足先登，推出了中华版《教科书》。一时间，中华版《教科书》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陆费逵以布衣之身跻身书业，完全是基于他早年的革命实践和对国民需求的深切感受，他对时代大潮和政治趋势所作的前瞻性预判，对中华书局的应时而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呼吁：“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他在民国成立之初，即借新式教科书建功立事，向民众灌输民主自由的现代思想，以求“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灿烂”。这即为后来受到人们普遍称颂赞誉的“教科书革命”。1919年，中华书局在经历了1917年因过度过快扩张导致资金紧张的“民六危机”后，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陆费逵秉承“教育救国”的宗旨，认为民族图存自强必先启迪民智，启迪民智的途径是国民教育，而国民教育的基础在于工具用书的普及运用，他曾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基于此种认知，他决定重印《中华大字典》和继续编纂《辞海》。《中华大字典》在《康熙字典》基础上，增收了近代方言和西方译著中的新字，共收字46867个，是20世纪初中叶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字典。《辞海》是集汉语单字、词语兼百科知识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取“海纳百川”之意，故名《辞海》，编纂肇始于1916年，在陆费逵主持下，经百余人前后20年的不懈努力，于1936年正式出版，声震海内，名重一时，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至1949年，销售超过百万部。这两部大型工具辞书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陆费逵还把整理和出版中华典籍作为己任，他认为典籍存则文化存，典籍亡则文化亡，所以不遗余力地整理出版了《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一大批古典丛书。此后，古典文献书籍整理出版成为中华书局的著名品牌，并一直延续至今。陆费系复姓，始于明末，长居皂林镇（今桐乡市乌镇南），清初迁县城东南郊见喜桥（今桐乡市梧桐街道）。陆费氏世代读书入仕，簪缨不绝，为官四方，太高祖陆费墀是乾隆时《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官，曾祖陆费瑔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陆费炆在直隶、陕西、江西等地任幕僚，母为李鸿章侄女。陆费逵虽是桐乡人，但从未回过家乡，创办中华书局后，长居上海，曾多次想回祖地寻访，终因公事繁杂而未果，但他始终将自己视为桐乡人，作文著书，总是署名“桐乡陆费逵”。1941年逝世后葬于香港九龙岛，墓碑上刻的是“桐乡陆费逵之墓”。桐乡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文化名人，1998年，桐乡市图书馆增挂“陆费逵图书馆”馆牌，馆内设立陆费逵先生纪念室，展示中华书局各个历史时期的图片资料，陈列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2011年，桐乡市人民政府与中华书局举办了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暨陆费逵125周年诞辰的系列纪念活动；2014年，设立伯鸿书香奖；2016年，市政府开设伯鸿讲堂；2018年，在全市镇（街道）、社区设立伯鸿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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