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是现代中国人学认汉字最重要的辅助工具,但当我们接触到英语后会发现,汉语拼音和26个英文字母几乎一样,为什么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这么像,他们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拼音字母本就是借用拉丁字母(以英文字母为代表)的形式而制定的一种拼注符号。虽然,拼音好拉丁字母看起来一样,但在读音和用法上有很大区别。拼音是用于拼注汉字读音的,并不能用于文字书写,每一个拼音符号,对应一种声母韵母;而拉丁字母是英语等拉丁语系的词句组成的一部分,部分字母也具有实际意义。
简单的说,拉丁字母对于拉丁语系国家来说,就是他们的汉字,而拼音只是中国人借用拉丁字母的外壳,用来辅助学习汉字的一种工具。
我们小时候学习汉字,最开始学的就是“a、o、e”的汉语拼音,在学习拼音后才开始学认汉字。当我们学会拼音后,即便遇上不认识的字,在没有老师的帮助下也可以通过查字典自己学习。
古时候的中国人,并没有现在汉语拼音,人们学认汉字,只能跟着老师后面认读学习。可汉字千千万,老师能教的也很有限,当你看到不认识的字又没有人教的时候,立马抓瞎。为了克服这种弊端,使人们在独自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认读不认识的汉字,开始形成了最早的注音方法——直音
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来注音。例如“蛊”注“古”,“胥”注“需”,同音字怎么读,这个字也怎么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直音和我们学习古文时遇到的“通假字”是不一样的,通假字的重点在于“假”,即原文中使用的汉字是错别字,后人出于对作者的尊重,而不予改正,而是将正确的字在后面做上备注。
直音字虽然用起来方便,可万一用来注音的字人们也不认识怎么办?例如一个刚学习汉字的人,“胥”不认识,“需”也不认识,那么直音对于他学习汉字就没什么作用了。
当人们发现直音的不足后,一种更接近拼音的的方法出现了,那就是反切。
反切的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例如“贡”:古送切,取“古”的声母“g”,取“送”的韵母和声调“òng”,然后得到“贡”的读音“gòng”。
为了更方便的学习汉字,古人利用反切法还制作了类似于新华词典一样的反切图表。例如宋代的《切韵指掌图》,把汉字分成36个母,206韵和4个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组成12幅图,遇到不会读的字,直接查表就可以了。
当反切发展成为汉语注音主流方法的同时,随着明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拉丁化拼音字母开始在中国出现。
明清时期,很多西方传教士出于学习汉字和传教的需要,开始系统的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比较著名的就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的《西字奇迹》、还有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和他的《西儒耳目资》。这种用字母符号给汉字注音的方法,给了当时的中国人很大启发,例如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就评价到:汉字繁杂,古来多用借用其他的字来注音(参考反切),但每个字都有不同的读音,也有不同的意思,而用西文注音,因音成字,不重复,不雷同,岂不是更好?
进入近代后,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各国外交使节也加入的汉字注音的队伍中来,最成功的当属韦氏拼音。韦氏拼音的创立者是1869年-1882年时任英国驻华公使:汤玛斯·法兰西斯·韦德。韦氏拼音在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韦氏拼音所留下的影子。例如,北京在英文中读作“Peking”,功夫读作“kongfu”,豆腐读作“toufu”。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落后挨打的现实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不少文人学者开始追求全面的西化。这种现象反映到汉字上,就是将文字的难易作为衡量国民愚智、国家强弱的标准,将汉字的繁难视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在这样背景下,主张汉字拉丁化,字母化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主流声音,即“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在这样的四朝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切音字运动、世界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在各种最求汉字字母化的运动中,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为了保护汉字文化,独创性的将汉字偏旁做成了各种符号来帮助汉字的学习,即注音符号。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读音统一会中,确定了三十八个字母,二十个声母,十四个韵母,用于审定国音。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发布“注音字母”,随后印发《国音字典》,注音字母成为标注国音的唯一符号。1930年,又改“注音字母”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